汪伪国父陵园始末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成伪政权，公开投敌卖国，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942年4月6日，在演出“奉迎国父灵脏”丑剧后，他指定由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褚民谊、伪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伪国民政府代参军长萧奇斌、伪南京市市长周学昌、伪首都警察总监苏成德共同组织“国父陵寝保管委员会”。 4月7日下午，“国父陵寝保管委员会”在伪中央党部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汪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以褚民谊为主任委员，委员有陈群、李圣五、林柏生、刘郁芬、徐苏中、唐蟒、周学昌、邓祖禹。委员会下设总于事一人 (戴策)，副总干事二人(陈宗虞、李军铎)，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并设总务、工程、警卫三个组。总务组下设文书课、会计课、森林课、事务课；警卫组下设三个分队，各分队下有三个班，总计有警佚 136人，由伪首都警察厅管辖。

      汪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从成立到日本投降被接收，共存在三年。这三年中所做的工作是：

      1．保护陵墓：由伪首都警察总监派警卫队驻陵墓卫士室守卫。

      2．工程方面：抗战期间陵园很多建筑遭到破坏，汪伪国父陵园仅将前革命历史图书馆略加修缮，改作陵园办公楼。汪精卫死后，在梅花山建筑了一座汪墓祭堂 (即今日寿星宫 )。

      3·造林方面：每年春季进行植树造林。据记载，1943年3月12日汪伪政府也曾在陵园郊球场举行了一次所谓的国父逝世纪念植树活动，植马尾松、黑松各 20万株，因该地常有日军演习践踏，以致苗木损失可观，成活者不足十分之一。 1944年春在灵谷寺东植二年生黑松苗 13．77万株，一年生黑松苗50万株，明孝陵附近植一年生马尾松117万株，一年生黑松苗45万株，成活率也很低。

      4·护林方面：汪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派军警在陵园内分段驻守，并依照前中山陵园办事处的办法，将陵园分为八区，由各区乡保长组织护林团，每区设护林联保主任一人，凡护林地区内 10岁以上男女居民、佃户均编为护林团员。以上汪伪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在日伪时期陵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众生活处于极端贫困之中，不仅周围贫民无以为生，即使陵园的工作人员也难以维持生计。日伪时期在城市中实行配给米制度，发放购米证，陵园除少数课长以上职员领有购米证外，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没有购米证，只能靠自己从乡间购米维持生存。职员、工人和警卫人员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怎能正常开展工作？

      汪伪国父陵园真正所做的事，其实只是出卖陵园的资源，想办法搜刮钱财。他们继承了伪中山陵园办事处的办法，继续出售刈草证，从贫苦农民身上榨取血汗。同时，向私人放租前湖水面放养鱼苗，收取租金。由于日伪时期物价飞涨，年租金从1942年开始时的伪法币500元，到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竟然升至60万元，涨了1200倍!当时沦陷区广大民众生活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汪伪国父陵园每年的植树造林也只是表面文章，事实上每年所植树苗，远远不能弥补盗伐树木带来的损失。由于民众生活极端贫困，只能靠盗伐树木弥补生计，而且参加盗伐树木的，不仅限于周围贫民，连陵园职工及负责护林的警卫人员也暗中参与其事。陵园事务课课长余书勋写给总务组主任钱翔荪的秘密报告中，就道出了真情。报告称：“军警每月所入甚微 (每人每月不过六七十元)，求一己之饱且不可得，……唯有盗树始可略助生活，此因事实迫之使然也。军警责在护林，不敢公然盗伐树木。陵园面积虽广，护林军警亦将近七八百人，附近居民除盗取树枝外，亦不敢窃锯干身，然则树木日渐稀疏，其理安在 ?职月来至各处密查，始悉军警窃树均假手于乡民，军人窃树之法，先唆使妇女小孩剥削树皮，待树枯后，晚间再唤乡民窃锯盗卖。妇女小孩及乡民剥削树皮锯运树木时，均由无符号之士兵护送，如有人出而干涉，则不惜以武力对付。至于警士窃树之法，则更为巧妙，即默许莠民窃伐，坐得赂金。下自警士，上至队长，层层分润。此陵园树木日渐稀疏之实在原因。”
      日军的伐树则是明目张胆的抢掠，特别是在1945年7月以后，日本已经面临最后崩溃的前夜，更是不顾一切地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他们对陵园森林的滥伐也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仅7月26日一天，日军中支1645部队就在灵谷寺郊球场伐树百余株，这一时期，灵谷寺、谭延闿墓、小红山等地有大批高大成材的树木被肆意砍伐。日军借口树木妨碍阵地视线，欲将紫金山的森林全部砍伐一空。幸亏不久日本即宣布投降，他们的这一疯狂计划才没有来得及实施。战后据统计，日伪时期紫金山的林木减少了五分之四，特别是山后，几乎损失殆尽。